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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筆墨淋漓奔放奇崛

        作者:李學樸2020-10-22 06:48:37 來源:收藏快報

          (1/4)《鬼趣圖》手卷,羅聘作

          (2/4)《林下清風圖》,金農作

          (3/4)《雙松蘭竹圖》,鄭燮作

          (4/4)《八仙圖》,黃慎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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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在清代的繪畫史上,有八位著名的畫家——汪士慎(巢林)、黃慎(癭瓢)、金農(冬心)、高翔(西堂)、李鱓(復堂)、鄭燮(板橋)、李方膺(晴江)和羅聘(兩峯)。八人當中,除了高翔祖籍揚州,李鱓、鄭燮為揚州興化人外,其他都是陸續寄居在揚州的。他們大都出生於康熙二十五年(1686)至三十四年(1695)之間,長期活動於揚州一帶,意氣相投,關係密切。藝術上相互切磋影響,詩、書、畫形成了別具一格的風貌和情趣,成為揚州畫派的代表人物,人們習稱為“揚州八怪”。

        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是清代的鼎盛時期。在這期間,揚州由於鹽業和其他商業的發達,成為東南地區數一數二的大都市。隨着經濟的發展,大批文學家、書畫家、戲劇家紛紛湧向揚州謀生,一時呈現出藝苑爭雄、各鬥新奇的局面。然而,在當時歌舞昇平的背後,卻是官場的污濁黑暗、鹽商的驕奢淫逸和農民的飢寒交迫。“揚州八怪”中的大多數人出身貧寒,後來又一直當“布衣”,雖然都是享有盛名的大藝術家,有時也要捱餓,以致有人寫詩懷念羅聘説:“畫筆壓當世,寒餓猶難免。”這可以看作是對“揚州八怪”的真實寫照。李鱓、鄭燮、李方膺三人雖然當過七品芝麻官,但都想切實做些有益於民的事情,因此得罪了上司,丟了官。他們看到社會上那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,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,心中甚為不滿,但與此同時,對平民百姓又寄予了同情。在這點上,他們的心是相通的。

        相傳鄭燮初到範縣上任,笫一件事就是吩咐把衙門中四周的牆壁都打上孔洞,一共打了百把個洞,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邊的街道。有人問他為什麼要打洞,他回答説:“放出些前任官的惡習俗氣罷了!”乾隆元年(1736),金農剛滿五十歲,有人薦舉他去應博學鴻儒科的考試,這是非常“體面”的事,考上了,馬上可以當上翰林官。金農力辭不就,卻又騎了匹蹇驢上京去,別人問他既然不去應試,幹麼又上京去?金農説:“我要去看看那些應考的究竟是些什麼人!”這種言論行動,在當時是有點離經叛道的,自然要被認為“怪”了。

        “揚州八怪”之“怪”,不僅表現在為人處世方面,主要還表現在藝術創作方面。作為詩人,他們注意反映民間的疾苦,抒發內心的積憤和苦悶,表達自己對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嚮往,從而使他們的作品充滿了濃厚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深刻的思想內容。黃慎在一首短詩中寫道:“黃犢恃力,無以為糧;黑鼠何功,安享太倉!”把貧苦農民比做黃犢,把官僚比做黑鼠,愛憎何等分明。鄭燮一生寫了許多詩文,他説過“天地間第一等人,只有農夫……”的話,寫過“十日賣一兒,五日賣一婦,來日剩一身,茫茫即長路……”之類的詩,確實都是“墨點無多淚點多”的感人之作。但是,作為書畫家,他們的創新精神就更突出,影響也更為深遠。

        清初,畫壇上崇尚的是以王時敏為首的“四王”的畫風,以臨摹為高,講究筆筆要有來歷;書法界則奉董其昌為宗師,欣賞的是那種姿媚靡弱的筆致。等到“揚州八怪”興起,努力標新立異,對當時的畫風書風提出挑戰,繼承了徐渭、朱耷、石濤等人的創作思想和方法,主張師造化,法自然,要從生活中獲得真實感受,尋找創作題材。這種創作方法也被認為是“怪”的。

        金農拜竹為師。春天來了,他到處去求竹種。聽説龍井山僧的竹是一種稀有的品種,就長途趕去購置。人家要價昂貴,每一竿要賣青蚨(細錢)三千,他傾其所有,買來竹種,栽在書堂前空地上。從此,他每日白天徜徉竹林中,細心看竹,夜晚坐看窗上竹影婆娑,睡在牀上還傾聽着風吹竹動的聲音。病了,不願遷入內室,説:“我不可一日不聽風聲竹聲。”“揚州八怪”都注意認真觀察事物,表現在畫面上,儘管是一枝片葉,也都帶着感情,做到“物我交融”,在真實生動的藝術形象中寓有豐富的主觀意趣。

        “揚州八怪”中除了黃慎、羅聘兼擅人物、山水、花果外,其餘的多喜作“四君子”(梅、蘭、竹、菊)。筆墨淋漓、奔放奇崛,這是他們共同的畫風。但也要看到同中有異,各具面貌。比如畫梅,汪士慎喜畫繁枝,千花百蕊;高翔多作疏枝,抹紅一點;金農常畫野梅,瘦枝繁花,李方膺則喜作丈許大幅,蟠塞夭矯。李鱓與鄭燮交好,李工畫蘭竹,他看到鄭燮所作的蘭竹,跟自己的面目完全不同,另具一種風致,就高興地説:“這是能夠自立門户的!”這裏,可以看到,“揚州八怪”是多麼重視作畫的個性特點啊!

        羅聘是金農的學生,他愛畫鬼。他的《鬼趣圖》非常有名,那是因為他借鬼喻世,別寓深意的緣故。如他畫一個鬼,鮮花插頭;一個鬼,赤體戴帽相隨;題曰:“主人衣服麗且都,其僕乃至寒無襦。”他又説,鬼如碰到“富貴者”,就靠着牆壁蛇行而過,如遇着“貧賤者”,那就動手動腳,百般捉弄。這哪裏是在畫鬼,分明是藉助於鬼的形象來描寫人間,抨擊社會!

        “揚州八怪”在書法上的創新也很突出。金農古拙厚重的“漆書”,被書法理論家包世臣譽為“逸品”。鄭燮的字,篆、隸、楷相參,佈局疏密相間,錯落有致,自稱是“六分半”書;黃慎喜學懷素狂草,他的畫幅上常作草書長題,顯得映襯有致,受到鑑賞家的重視。

        “文人相輕”是幾千年來封建社會中的一大通病。但是,鄭燮卻另當別論。他非但與揚州畫派諸家十分友善,而且與社會上其他品才兼優的文人均很要好。平時常“與騷人野衲作醉鄉遊”(《墨林今話》),即便是當縣令時,“公餘輒與文士觴詠”(《興化縣誌》)。可謂是“文人相親”矣!詩人馬日琯就是在廟中與他對詩結為摯友的。他與西江程羽宸也有知遇之恩。在他落魄之際曾得程千金相助,“掃開寒霧”“一洗窮愁”,甚至睡覺亦“屢夢公”。而他對有才華的晚生也是十分器重。有秀才要進京時,他則親自烹魚煮酒相送,並介紹到京後的安身和學習的地方。他與“揚州八怪”中的書畫家、鑑賞、篆刻家金農感情更深。兩人在揚州時可以説無話不談,形影不離。鄭燮到濰縣後,誤聽金農死了,立即披麻設祭,哭得死去活來,後得確信是雖病未死,遂轉悲為喜,寄書問候。金農也十分感動,立即揮書致謝,並將自畫像寄給他留念。“揚州八怪”中的另一位書畫家兼詩人李鱓,與鄭燮命運幾乎相同。他也當過縣官,也因觸大吏而罷歸。兩人常一起作畫論藝,互相切磋啓迪。當鄭燮晚年生活無着時,便住在李鱓家。他們情同手足的事蹟,被藝林傳為美談。

        “怪”應該理解為“新”。發揚了藝術的優秀傳統,敢於創新,這是大好事,何“怪”之有!事實正是這樣,“揚州八怪”對近代花鳥畫的影響非常深刻。如趙之謙、吳昌碩、齊白石等都從他們身上吸取過養料。近代南方繪畫之能擺脱正統畫風的束縛,獨樹一幟,“揚州八怪”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。

        責任編輯:靜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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